36岁的他，创作出“最浙江”的旋律《采茶舞曲》
90岁的他，艺术家气场依然强大
周大风：弦歌不辍
五月的一个晴天，我们去采访浙江省的著名音乐家周大风。
刚进屋子，一闪一闪的电子烟和吱吱作响的摇椅，和周大风一起迎接我们这群年轻的客人。
从周老所处别墅二楼的窗户望出去，是各种层次递进的“绿”。田埂的翠绿，灌木的墨绿，再到远山的深黛色，像一幅漫无章法的油墨。古人说的“古苔浸竹色，新雨沐山光”，大抵也就是此间意境了。
这份看似精心调制的静谧，却与主人亮烈的“张狂”，构成一种错位的叠影。
不到两分钟，他已经趴在一幅卷轴上，振振有词：“我本乱世一书郎，天生刚直半疏狂。常辨人间美与丑，亦尝世间炎和凉。”这是66岁时的某个清晨，周大风挥毫落赋，为自己的大半辈子烫下的句点。
现在，周大风90岁了，依然觉得，这段“自我解读”没什么不妥。“我写歌、画画、作诗，从来不打草稿。我的人生也没有草稿。”
自始至终，周老都流露出强大的气场：采访之前，摄影记者装上镜头那一刻，周大风突然拦下我，要我讲讲这组报道的篇幅和表现手法。采访尾声，他让保姆打电话给女儿，叫她一起来吃饭，但女儿说单位有事，晚点来。老头把电子烟一扔，白眉挑起：“要么马上来，要么别来了。”
这正如周大风的人生剧本，从来没有“平平过”这出戏码。走到人生的这一步，他可以肆无忌惮享受固执己见的自由。
隔壁书房的墙上，挂满了周大风自己做的乐器——二胡、古琴、小提琴，还有静默在角落里再也调不准音律的立式钢琴。他指着门梁上几个未曾完工的提琴面板，埋怨岁月的凛冽：“眼睛不好，做不成了。”
因为黄斑裂孔（一种眼球疾病），吃饭的时候，周大风夹起一枚油爆虾平均要花半分钟。但他第一个听出窗外夹竹桃的婆娑声：“起风了。”
我问他，音乐家的耳朵是不是比普通人更灵。他答：“不止一点点。”
《满江红》 ——和蔡元培PK
纤细的电子烟，捏在他手里像一个袖珍话筒。“现在的人，很多都不懂音乐。”氤氲的烟雾中，只能看清周大风激烈抖动的白眉。
所有跟音乐有关的话题，周大风从来不会给出温吞吞的反馈。就像说到《采茶舞曲》的音律，他执意颤颤巍巍地找出原谱，然后把满屋子的灯都打开：“看，是不是这样。”
光晕勾勒出或深或浅皱纹的轮廓，周大风微微扬起下巴，这更接近于一个“人民音乐家”的定格。熠熠生辉的一方斗室里，盘踞着他传奇的人生脉络。
17岁时，周大风就写出《国际反侵略进行曲》，被全球60多个国家传唱；
他拯救和保护了一大批浙江地方曲种，曾经拎着一壶酒，跟渔民出海百天，最终留存了“舟山渔歌”的血脉；
更别提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《采茶舞曲》，周总理亲自帮他改了歌词，送到梅家坞茶园；
即便如今90高龄，周大风身上还背着近100个社会职务，并孜孜以求摸索着流淌在血脉里的“道尔顿”式教学梦。
这位老者的人生，比戏剧更跌宕起伏。历史和光阴，在他身上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叠影。
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周大风有点像屋子里的那架老钢琴，尽管已音律不准，却饱有光可鉴人的情怀。
那些从未对人说过的故事，那些湮没在岁月和硝烟中的作品，那些远去却不该遗忘的历史……在与音乐打交道的一生中，周大风从没时间讲，现在90岁了，该有时间了。
（以下记者简称“记”，周大风简称“周”）
《满江红》
——和蔡元培PK
记：听说您从小就是音乐神童？
周：神童不敢当，不过我4岁的时候就会拉二胡。有一天晚上，祖父、祖母、叔公他们坐在一起吃饭，我就坐在门槛上，一边拉自己做的土二胡一边唱“必余哥、璨英姐（注：周的表哥表嫂名）是对好夫妻”，当时所有人都听呆了。
记：这跟家庭教育有没有关系？
周：那个时候，我家算是当地有财有势的富商家庭，开了三爿大行。不过家里对我的教育，却是非常宽松和民主。大概6岁的时候，我去一所叫“灵山小学”的新式学校念书，李叔同、丰子恺、朱自清，都是我的老师。
记：这段教育经历，对您投身音乐创作的影响有多大？
周：岂止是音乐，对我的整个人生都有巨大影响。这种教学方式叫“道尔顿体系”，学生没有作业，也没有考试，可以自由选择学科，自由选择老师，甚至一年级可以上十年级的课。当时教我钢琴的，就是辛亥音乐学院院长陆忠任先生。他总是告诉我一句话：音乐来自生活。
记：您的童年经历了抗日战争爆发，照我们看来，似乎很难再继续音乐创作了。
周：恰恰相反，越是这种生死浴血的关头，就越需要文艺作品的鼓舞。15岁的时候，我在宁波创办了镇海文工团，一开始别人笑我“小鬼心比天高”。可第二年，我就写出了歌剧《铁花》，每到一个地方演出，观众都是爆满。
记：听起来很了不起……
周：那还不算，17岁那年，我创作了《国际反侵略进行曲》。“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兄弟姐妹们……”（兀自哼唱起来）这首曲子，后来被定为国际反侵略协会会歌，全世界60多个国家都在唱。
记：这里头有什么故事？
周：当时写完词曲，我就向上海的《正言报》投稿。凑巧的是，蔡元培先生也写了一首《满江红》，鼓舞抗日士气。
记：这么说来，您和蔡先生PK咯？
周：（笑）看了《满江红》的歌词，我给蔡先生写了一封信，直接提意见。我说“文采很好，但是太深奥，老百姓看不懂，也不容易传唱”。
记：他给您回信了吗？
周：当然没有，不过他后来还是选用了我的作品，还给我寄了200块大洋稿费。
《采茶舞曲》
——周总理帮助改词
记：您好像对《国际反侵略进行曲》很满意？
周：对，可以这么说，我这一生，唯一承认的自己的好作品，就是这首曲子。
记：但更多人都是通过《采茶舞曲》知道您，甚至觉得《采茶舞曲》就是周大风的标签……
周：那是他们的想法。当然，我不否认《采茶舞曲》是部优秀作品。
记：怎么会想到写一首跟茶叶有关的歌？
周：当时，我听周总理提过一句“杭州的山好，水好，茶好，但就是缺少一支歌曲来赞美”。后来，老作家陈学昭来我家做客，也半开玩笑，要我常去梅家坞走走，“写点东西出来”。
记：但《采茶舞曲》好像并不是在杭州写的？
周：对，1958年清明前后，我去泰顺东溪乡茶区采风，每天就和茶农们一起采茶。大概是5月11号那天晚上，灵感突然来了，整首歌的旋律和歌词一气呵成。
记：我很好奇，周总理怎么会听到这首歌？
周：说来也巧，下半年的时候，我们去北京做一场汇报演出。快开场的时候，周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来了，还是自己买的票。演完以后，周总理上台跟我们每个主创握手，当时他就跟我说“《采茶舞曲》这首歌，好！有时代风格，有地方风格”。
记：没提意见？
周：提啦！他说，“插秧插到大天光，采茶采到月儿上”，这两句歌词要改改。第一，插秧插到天亮，这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规律；第二，采茶采到晚上，这露水茶是不香的。
记：您多久改完？
周：我改不出来啊，放了两三年，一直改不出来。后来还是周总理亲自帮我改了。那年，我正好在梅家坞采风。有一天，一辆小轿车停在我旁边，走出了周总理，他指着我说：“词改好没？”我说改不出。周总理笑笑，说：“我想了两句，你看看——‘插秧插得喜洋洋，采茶采得心花放’，如何？”
记：这就是现在听到的最终版？
周：是的，周总理日理万机，却一直惦记着几句歌词，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。
《浙江地方戏曲音乐选》
——和渔民喝酒
记：很多人管您叫“浙江的人民音乐家”，怎么看这个称号？
周：随他们怎么叫，但我还是觉得，现在很多人都不懂音乐。（说罢在钢琴上弹起来）你看，现在的很多歌，都是一个音符对一个字，多难听！丝毫没有旋律的美感！
记：所以您一直在普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？
周：我到现在，有关音乐的书，已经写了500多万字，其中出版了30多本书。像《音乐技法》、《越剧音乐概论》、《浙江地方戏曲音乐选》等等，至今很多人都还在用。
记：说到浙江的地方戏曲，有个人曾经跟我说，“如果没有周大风，一些曲种早就消失了”。是这么回事吗？
周：这个夸张了。不过从1945年到现在，我从来没停止过对地方音乐的搜集和整理，可以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。婺剧、姚剧、绍剧、甬剧、瓯剧，每一个剧种的唱法和历史，我都清楚得很。
记：一般怎么去搜集整理？
周：像1947年，我就跟着舟山的一帮渔民出海，一百多天，每天喝酒聊天。那些老渔民唱，我就用手记乐谱。后来，整出了81首舟山渔歌，我的酒瘾也从此戒不掉了。
记：您现在还创作么？
周：我封笔了，不写了。但我始终觉得，音乐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业。我办过两所学校——江南音乐师范专科学校和社会艺术学校，办学核心都是相同的，就是我儿时的那套“道尔顿体系”，归纳起来，就是“各取所需，各择其好，各选其美，各尽其心”。
记：但听起来，这和中国普遍的教育方式格格不入……
周：怕什么，我都90岁了，应该有随心所欲的权利。
办音乐学校，组织公益演出
他带着信仰普及音乐
他对我说：“多关心弱者”
讲述人：陈建国，浙江大风艺术学校校长
我跟周老师是从1983年开始认识的，当时，他在杭州办了一所学校，叫做“浙江社会艺术学校”，我是第一届的学生。
那个时候，周老师是校长，但在我们眼里，他更是个名人。平时他主要负责给我们上音乐理论课，他的课，大家都很认真。但可能是太敬仰、太崇拜了，反倒不大敢有人跟他说话。
我们真正熟络起来，是在我毕业之后。有一次，周老师要组织一个公益合唱比赛，打电话给我：“陈建国，能不能赞助一架钢琴？”当时，我刚刚承包了一个琴行，但没想到周老师会来找我帮忙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
我对周老师最深的印象有几点：一、有才华。二、聪明好学。三、善良，有同情心。四、真诚，不虚伪。他身上的这些品质，对我影响巨大。
七八十岁的时候，周老师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公益演出上。去盲童学校，他亲自带队，亲自给孩子伴奏。“多关心弱者。”这是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我跟他一起出去，每次看到残疾人，他都会立刻转过头：“陈建国，你是老板，一定要多帮帮他们。”
在周老师的影响下，后来我在红星剧院做了几百场公益普及音乐会，包括“开启音乐之门”等等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是在延续周老师的信仰和人生哲学。
